退休問題不僅涉及每個參保人員切身利益，還涉及企業、政府、社會等方方面面;不僅各方的利益、訴求不同，即便是同一“陣營”，目標也有天壤之別。我國的退休問題還有格外復雜的特殊性，就現行政策，性別不同，退休年齡不同;身份不同，退休年齡也不同。同是女性，在生產一線的女工大都希望早退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而從事知識、技術含量高工作的女性大都希望晚退休，讓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更多地服務社會。每年 “兩會”上，婦女界總會有男女同齡退休的表達。在此番新華社報道上海 “柔性退休”的稿件中，有句話頗顯突兀——“目前國際上女性退休年齡一般都在60周歲以上”。也許我們新聞界的巾幗對60歲退休還頗為不滿呢。

　　多維度必然多角度。對這樣一個復雜而專業性較強的問題，見仁見智、褒貶互現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上海推出的 “柔性退休”，筆者就喜憂參半。喜，在于 “柔性”二字充滿了智慧。社會政策容易居高臨下，剛性有余而彈性不足，而“柔性退休”更多體現了參保人員的選擇、企業的意愿、雙方的協商乃至社保部門的貼近服務。這種充滿人性化的制度設計希冀能夠盡量多地滿足不同群體的訴求，最大限度地爭取社會各方面的支持。憂，在于 “柔性”難以抵住逆向選擇的路徑。在與 “延退”相關的人群中，大致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人力資源市場上有身價的真正高端人才，他們或有技術、或有資源、或有市場，一手拿著養老金、一手再去體現市場價值對他們來講肯定是比“延退”更優的選擇，況且與雇主也甚為默契，雙方都省去了繳納養老保險費的錢。另一種是在人力資源市場上未必有身價，但在現有單位擁有權力，或與權力有所瓜葛，他們可能會是 “延退”政策最大的利得者。極而言之，國企的廠長要再干5年，企業豈有 “不需要”之理?再者，盡管 “柔性退休”針對的是企業，但眼下央企高管與政府高官的 “直通車”是不爭的事實，政轉企再 “柔性退休”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 “延退”的結果，延的不是知識、技術、經驗，而更多延的是權力和既得利益，那么這項養老金改革的 “破冰”之旅難免為其負面的社會影響而偃旗息鼓。

　　筆者衷心希望 “柔性退休”新政能夠有生命力，同時更希望中國為應對老齡化社會所可能進行的任何研究和調整都能擁有寬松的環境。近些年來，每談 “退”必色變，媒體視之為 “新聞眼”，公眾視之為“泄憤筒”，官員避之唯恐不及。整個社會的過敏，使得這項社會政策調整失去了正常的氛圍。上海 “柔性退休”的推出在這種環境下也是如履薄冰，比如 “是延遲申領養老金，不是調整退休年齡”， “目的是更好地發揮人才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為了緩解養老基金的壓力”云云，皆小心翼翼地躲閃著社會的敏感點，尋找著冠冕堂皇的理由。“柔性”策略卻有些悲壯色彩。因此，對退休問題的研究和探討需要呼喚社會平和的心態。

　　平和的心態首先來自共識。經濟的發展，科學的進步，使人類獲得了高壽。這一方面使我們擁有了更加豐富的人力資源，是社會的財富，另一方面也必然帶來贍養的壓力。人口的老化，全世界只能坦然面對，社會政策必須順應這種變化，中國注定無可回避。

　　平和的心態還來自理性。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目前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尚沒有到必須馬上延長退休年齡的程度。可以說，養老金的財政壓力更多是未來政府的。今天，我們對退休制度改革問題充分研究，積極探索，恰恰體現了我們是對公眾負責、對未來負責的。希臘、法國等國為延退引致的社會動蕩提醒我們，退休問題的研究越充分，社會政策才會越平穩。我們應當慶幸，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研究的時間，我們還有騰挪的空間。

　　常看見越野車的粉絲們在其車后窗掛著 “熊出沒，注意”牌子，既告訴別人此地兇險，也告訴別人車主生猛。 “預則立，不預則廢”，應對老齡化社會政策的研究坦坦蕩蕩;從全局考慮，對歷史負責，全社會也都應該心胸寬廣。此處 “無熊出沒”，請放松。